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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有了法律顧問
來源:郴州日報 時間:2014-12-09


作者: 來源:郴州日報 編輯:侯岳超 發布時間 2014年12月08日 08:47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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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法律顧問免費為村里提供法律服務,多年的矛盾化解了,鄰里糾紛變少了

    微風陣陣,資興市程水鎮石鼓村花露塘水庫的水面上,泛起了漣漪。望著這片曾讓村里糾結了12年的水面,村支書宋曉仁總算松了口氣。

    水庫是村集體所有。12年前,當地一家煤礦企業主動找上門要搞承包,合同一簽就是20年。“說是要搞農莊,但從沒見過有啥動靜,后來聽說把水庫又轉包了給別人養魚。”宋曉仁無奈地說。

    管水的問題,最讓宋曉仁頭疼。一到天旱,水庫下游的村民就找到村里,要求放水灌溉。村里點了頭,可水就是放不下去。“我們這邊開了閘,沒多久就被養魚的給堵上。”宋曉仁告訴記者,就為這事,村干部常常夾在中間,兩頭受氣。

    村里終于下了收回水庫的決心。可怎么收,卻摸不著方向。煤礦是一家國企下屬的國有礦,20年的合同沒到期,村里只有給上頭單位打報告。“報告打了好多回,一點回音都沒有。”大部分時間里,宋曉仁只有干著急。

    宋曉仁沒想到,糾結了這么多年的問題,在湖南宇劍律師事務所律師朱龍彬手中,卻基本不算事兒。

    今年頭一次到石鼓村走訪,朱龍彬就聽到了村干部為此大吐苦水。“其實在我們看來,并不是什么很復雜的事。”朱龍彬給出的辦法,讓他們既感新鮮,又感神奇——直接送達解除《租用花露塘水庫合同》通知書給煤礦。“根據法律,對方在收到通知書30日內,可以提出異議,否則合同自然解除。”

    朱龍彬讓村里做好應訴的準備,誰知對方居然沒有響動,水庫也就這樣平穩地回到了村里。

    除了律師,朱龍彬眼下的另一個“頭銜”,是石鼓村等其他7個村的法律顧問。今年1月,資興全市289個村(社區),都配上了像朱龍彬一樣的法律顧問。他們有的是律師,有的是法律工作者,為村里提供法律服務,統統免費。

    資興市把法律顧問的職責,定為“七員”——村(社區)法律事務的“指導員”、法律知識的“宣傳員”、矛盾糾紛的“調解員”、法律訴求的“引導員”、社情民意的“信息員”、基層法治的“參與員”和法律援助的“聯絡員”。

    其實,像朱龍彬一樣,大多數法律顧問剛到村里遇上的第一件事,多半還是調解糾紛。

    幾個月走訪下來,律師劉任文發現了這樣一個現象:調處糾紛,村里用的多半是土辦法,靠家族勢力,甚至靠拳頭。

    “很多棘手的矛盾糾紛,就因為調解人不懂法,講不透,所以才鬧大。”在劉任文看來,如何正確調處矛盾,村民們可能是“霧里看花”,但有了法律專業人士的指導,或許就是“一加一等于二”的事。

    用法律的辦法取代土辦法,效果不錯。“鄰里糾紛少了,信訪量少了,訴訟量也少了。”市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何欽鋒說。

    法治思維在農村“發芽”,村干部多了法律習慣,村民的法律意識日漸增強(文中標題)

    如今,哪怕是一兩千元的小工程,蓼江鎮陳家坪村村支書方剛躍,都忘不了提醒自己一句:“得跟對方簽合同。”

    “有了合同,就有了證據,有了證據,就有了保障。”方剛躍這樣解釋。

    干了7年的村干部,常把“證據”掛在嘴邊,也就是最近的習慣。習慣還是從調處糾紛中來:多年前,村里的魚塘租給了一位村民,約定租期15年;到期后,對方不僅不愿讓出,還堅稱當年約定的租期是35年。雙方談不攏,事情僵在那。

    “他說租期是35年,但又從不把合同給我們看。”方剛躍感覺事情有些蹊蹺。法律顧問劉任文的點撥讓他有了底氣——從合同法的角度,15年租期過后,合同已履行到位;如果對方堅持租期還有20年,又拿不出合同,打官司也不怕。

    “這話一說,對方馬上不吭聲了。”方剛躍說,從那以后,他開始明白證據的重要性,“以法服人靠什么,靠的就是證據”。

    對于劉任文而言,幫村干部建立法治思維和法律習慣,比自己去調處矛盾糾紛,似乎更有意義。他一共聯系8個村,每到一個村,最希望的是能夠啟發村干部的法治思維,“不一定能教會他們多少法律知識,重要的是讓他們能夠按照法律的方式去處理問題,哪怕遇到什么事情多咨詢一下我也好。”

    播種法律思維的重要性,絕不僅僅停留于村干部之中。

    七里鎮柏樹村,土壤、水利、氣候條件俱佳。來自廣東珠海的一家農產品公司,看中了柏樹村這片“寶地”,想流轉村里的耕地建無公害優質蔬菜基地,一租就是5000畝。

    跟外省的公司談土地流轉,村里還是頭一回。對方拿來了合同,村干部卻是“兩眼一抹黑”。“權利怎么保障,責任如何定,沒人拿得準。”村主任曹四改說。村民們的顧慮也由此而生——自己的地交給外人去種,怎么放得下心?

    法律顧問段朝暉,被請上了談判桌。合同條款一條條對,還真發現了問題。“合同中有個條款,如果村里違約,要交雙重違約金,這顯然不合理。”段朝暉說。

    “市場經濟條件下,村民與外界交往,哪能離得開法律?”如今,合同審查把關,成了段朝暉顧問工作中的重要一項,“剛接到一個電話,又是一個村的合同審查。”

    守法先要懂法,讓法律意識在農村真正成長起來,還需長效機制(文中標題)

    “村里搞過普法活動嗎?”

    “看過幾本書,不過基本上都忘記了。”

    基層走訪,類似的問題問到村干部,得到的回答基本一樣。

    “普法搞了這么多年,基層的法律意識還是淡薄。”下基層多了,段朝暉突出的感受是,基層這最后一公里,也是最難一公里。

    因不懂法而鬧出的笑話,常常成為糾紛的源頭。某村集體與承包戶簽下的山林承包合同,居然沒有明確承租時間,而是寫著“長期租用”。“這樣的情況,肯定不在少數。”段朝暉說。

    “守法首先得懂法。以前,普法的辦法主要是一本書、一張卷子,大部分人當任務,效果能有多好,只有自己知道。”市委書記陳榮偉說。

    這也正是資興推行一村一名法律顧問的初衷所在——讓法律專業人士像種子一樣扎進農村和社區,讓法律習慣和法律意識在基層真正成長起來。

    如何調動法律工作者的積極性?資興既做思想工作,也拿真金白銀。市司法局局長李向東告訴記者,根據路途遠近、工作量大小等情況,市財政在年底對法律顧問發放補貼,每個村從240元到360元不等。

    為了防止法律顧問“空掛”,資興定下規矩——“法律顧問每年指導、協助聘任村開展相關工作不少于4次,其中到村里開展工作不少于2次”。

    “走訪和工作情況,都必須登記在專門的情況工作表上,并由村干部簽字才算認可。”李向東說。

    “起初,還真有些不樂意,錢拿得也不多,事情卻不少。”段朝暉坦承,隨著工作逐漸鋪開,既獲得了不一樣的認同感,也擴大了自己的知名度。“接觸的人多了,知名度大了,案源也多了。”不止一位法律顧問向記者這樣表示。

    “政府掏錢,為基層購買法律公共服務,花的是小錢,買的卻是社會環境的大穩定,是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在基層的大普及,這樣劃算的買賣,值得做。”陳榮偉說。

    長效機制如何完善,資興正在探索。“制度上是否可以更為細化,比如在村里待多長時間,能夠更為明確的規定?又比如,遇到一些顧問們都感到棘手的法律問題,能否建立會商機制?”段朝暉建議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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